善识 | 李华芳：中国的体验式慈善

写在前面

2020年5月5日，公益慈善学园与敦和基金会共同举办第32期敦和·雅集活动，本期主题是“体验式慈善的本土化探索与实践”，邀请了敦和·善识计划项目专家和部分一期项目资助教师共19人以线上会议方式参与到“体验式慈善的本土化探索与实践”议题的分享和交流中。本文为您来自呈现美国伟谷州立大学公共、非营利和卫生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李华芳以《中国的体验式慈善》为题的分享。
本文根据会议录音整理，已经分享嘉宾审阅。

正文

大家好，我叫李华芳，现在伟谷州立大学任教，我的兴趣方向是非营利管理，是非常广泛定义的非营利。因为我在体验式慈善这个方向发表了几篇东西，所以如果你现在 Google里面搜 experimental  philanthropy，可能会看到我的名字。我们有个团队，等一下的我分享的时候你们应该会看到。参会的大家对体验式慈善是什么可能都比较熟悉，所以我会简略的说一下体验式慈善，而我想着重谈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研究体验式慈善，以及为什么要在实践中或者在教学中去实行体验式慈善？我也会谈一下我目前看到的困难，或者是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衡量体验式慈善到底有没有效果？将来要怎么办的问题。

这篇《Experiential Philanthropy》是书的一个章节，就是我们定义体验式慈善，其实在这篇小文章里面主要是想理清楚，体验式慈善跟经济学里面的“干中学”概念，就是“ learning by doing”或者是教育学里面的“ service learning”（服务学习），有什么关系。我们是想把体验式慈善作为“服务学习”其中的一种教学方式。
但是之前投稿的时候，也有人质疑，为什么把体验式慈善定义为服务学习，因为看起来好像你只是拿到钱捐了一下而已，怎么能把这个东西也定义为服务呢？服务通常要有一个过程。我们的观点是在整个体验式慈善期间，学生是维持了一段时间，首先他要去了解这个需求，然后设定一个针对性的方案，最后完成捐赠，所以也是一个过程，而不是拿到钱去捐一下而已。
接着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我为什么要去研究体验式慈善。我在念博士的时候，有一个困惑，因为大家都说网络很发达，从网络上能够了解很多非营利组织的信息。我的研究是如果我从网络了解到信息，或者是从传统媒体报刊杂志，或者从电视上了解一个非营利组织，还是口口相传，比方说来自同事、朋友或者是家人的介绍，说这是一个好的慈善组织，还是说你要么在那里实习过，要么你做过志愿者，跟慈善组织有联系，到底哪种方式获得的信息更能够促进你未来持续的捐赠。

在左边这个文章《Information Source Reliance and Charitable Giving Decisions》里，就研究了上述议题。在文章里面我们发现，其实从网络上获得的非营利组织的信息就未必能够促进后续的捐赠行为。但是如果你有经验，你有过体验，你跟组织有过接触，不管你是做志愿者也好，或者曾经捐过款，或者曾经做过实习，就是以各种方式有过体验，你很容易就进一步捐赠。对非营利组织来说，尤其是依赖于捐赠的非营利组织来讲，很大一部分需要去研究怎么样获得新的捐赠，或者是怎么样保住老的捐赠者，然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
我看了一下之后，如果都是从经验中获得，更能促进他的进一步捐赠的话，问题就变成怎么样给他们这种经验或体验，所以就很自然而然的关注到体验式慈善。我另外关心的一个议题就是，你怎么样跟潜在的捐赠者，或者是广泛的公众，去沟通非营利组织的相关信息才能够促使他们进一步捐赠。所以这就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信息渠道的问题，我怎么样让你去体验到这个东西。
第二个问题是到底体验什么？这涉及到怎么办的问题。在美国的体验式慈善开展很久，其中最著名是多瑞丝·巴菲特这位老太太，她是我们通常知道的巴菲特的姐姐。她就把钱给学生，让学生去选择相应的组织做捐赠。重要的点就是她给每一个组织通常是超过1万美元，所有的学生共同做决定，这个是最初的起源。当然现在因为体验式慈善发展很多，我们在北肯塔基大学和罗格斯大学的时候，我们就有更多更复杂的安排。比方说在同一个课堂里，你可能分成不同的小组，每一个小组之间要相互竞争，你要说服其他的组，让他们认为你的组织最值得捐赠。捐赠的额度是不等的，从500到1万都有。我们想看的是比方说100块人民币跟1000块人民币，跟1万人民币是不同的事情，在捐赠里面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也有可能会影响他后续的决定。衡量他的时候钱多钱少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所以我们也想看就是如果有捐赠额度上的差异，会不会导致学生在体验式慈善的学习效果和社会性学习效果上面的差异。
我们后来就在非营利组织研究的一份刊物上（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发了一篇文章《Can Philanthropy be Taught？（慈善能教？）》。我们使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有课前和课后的问卷，如果课前和课后问卷数值上有差异的话，就比较容易看到到底有没有效果。但有一个疑问就是可能是因为选这个课程的人，是自选择进去的，也就是他本来就有兴趣，所以他自然而然就提高了。你很难说这是因为课程的原因导致他的学习效果提升。
所以我们就去看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来衡量这个体验式慈善的效果。这个方法就是去分析学生对开放性问题的回答，然后从这些文本的数据中来挖掘他们是不是真的觉得这个东西是有效果的。我们这个研究《Philanthropy Can be Learned （慈善可学）》发表在《Philanthropy & Education》上。这个研究的样本量比较大，是在北肯塔基大学横跨5年的数据，总共1078个学生。当然有一部分学生后来没有回答开放性问题，所以总共大概是973个人提供答案。我们用了一些文本挖掘的方法，最后看到的确学生认为是有效果，他们是可以学到关于慈善的知识，而且不仅是关于慈善的知识，也关于他们其他学业方面的知识。因为在美国比较注意的是他是否能够完成学业。这在中国不成为一个大问题，大部分学生都会完成学业，辍学率不高，但是在美国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考察了一下，体验式慈善课程有没有帮助到你，会不会使你更想留在学校完成学业，结果也是非常显著的效果，所以是很积极很正面的一个东西。

我们前两年在中国的东北师范大学试行了两个学期的体验式慈善。我们也写了个文章《Experiential Philanthropy in China（体验式慈善在中国）》发表在《Journal of Public Affairs Education》上，讨论关于体验式慈善在中国的有没有效果。我们想知道如果体验式慈善在美国有效，那么在一个慈善文化完全不一样的国度，例如在中国，是不是也一样有效果？这个样本量少一点，但是也证明它也是有效的。不过这个课前和课后的差异度比较小，可能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公共管理专业的，本来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心可能比其他人要多一点。所以我们也在寻找学生不是公共管理专业，也全然与非营利无关的，像理工科专业的学生。如果对他们也有效，可能体验式慈善能获得更大的效果。

在中国现在能听到零星的体验式慈善的案例。“敦和”的善识计划现在是20个课程，如果能够全面铺开的话，对所有学生来一遍课前和课后的双测，可能可以看到一些初步的结果。我觉得第一个我们要扩大规模，而不是看单个或者两三个班级表现。当然如果扩大规模之后，很有可能效果是没有的。
另外一个就是要做对比实验，选这类课的学生他很有可能是因为自选择进去，而不是这个课程导致的。因为他本身就喜欢这个东西，就很难区分出来。可能需要做一个对比实验来看，在同一个时间段相同的课程，有一部分学生选体验式慈善课程，另一部分学生没有。然后在一个学期之后或者是一个学年之后看一下他们是不是有效果，或者是看多少人最后选择了去慈善公益部门就业。这样比较能看出到底体验式慈善有没有切实的效果。
最后一个我想说的是即便是前测后测加开放式问卷，学生的回答都是集中在相对短期的一个时间段。目前为止大概只有UCLA的一项研究是跟踪了学生大概5年以后的就业选择。所以我觉得看体验式慈善到底有没有效果，可能需要一个很长期的追踪调查。学生毕业后一年、两年、五年，来看这些学生是不是真的因为体验式慈善而影响他们的就业和后面一系列的选择。
我们在这个体验式慈善的议题上发表了一些文章，有一个相对比较成型的测量标准。但是前面的分享给我很大的启发是额外的效果，这是我们之前设计问卷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的。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后续会吸收一下，怎么样把额外的好处也放进去。最后我想说，体验式慈善要做下去的话，不仅需要像敦和这样的基金会的支持，还需要来自老师和学生的配合。当然从学者角度来讲，我们还希望能够一起发表文章。我的分享大概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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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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